理论研究

2020年8月25日，《思想教育研究》第16期刊发我院张琳教授、于建贵博士文章：《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生成逻辑》。

全文如下：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形成是新时代完善国家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这一根本制度是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保证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价值需求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在汲取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经验的历史基础上；在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制多元社会思潮侵蚀、引领复杂网络信息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价值、理论、历史与实践这四维逻辑的相互统一，不仅科学回答了这一根本制度生成的逻辑过程，而且奠定了深入认识这一根本制度、更好发挥这一根本制度作用的良好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制度；生成逻辑

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的生成是一个价值、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逻辑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强调要完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发挥着宏观引导、总揽全局的作用，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坚持这一根本制度，最主要的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建立理论育人工作体系，系统完善各层级学习制度，深入实施理论研究建设工程，不断健全立体化育人体制机制，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不断完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助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意识形态治理，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价值生成

价值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形成的基本前提。这一根本制度的形成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保证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必然要求。

（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形成是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思想内核，牵系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网络等各方面的安全工作，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文化安全的核心、经济安全的保障、社会安定的基础、网络安全的支撑，只有切实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才能长期稳定发展、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发展、文化才能不断繁荣发展、社会才能安定团结、网络空间才能风清气正、国家也才能繁荣兴盛、人民也才能安居乐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也就决定了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根本的原则性问题，只有始终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切实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而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不断受到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被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与引领力不断被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不断被边缘化，这都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式微、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弱化，严重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将其制度化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最有效方法。

（二）筑牢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形成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1]11只有让全体人民归属共同的文化，让全体人民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人生信念，才能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团结社会力量，才能凝结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成就共同的事业。回顾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人民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改革取得突出成果，都是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在人民的共同努力与实践中取得的。新时代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新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当然，新时代我们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各类风险挑战，不仅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批判马克思主义、推崇西方价值观，借机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与科学性，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愈加隐蔽和难以辨识，企图瓦解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必须不断强化人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巩固和筑牢全体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则是重要保障。

（三）确保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形成是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方向决定道路，方向正确，道路才能走对。我国文化建设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确保沿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前进，才能确保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回顾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的探索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705在文化建设进入丰富发展时期，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都高度重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4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也进入了深化完善阶段。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网上网下环境、国内国外环境日益复杂，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更加多元。因此，必须不断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则是巩固其指导地位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

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理论性生成

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根本制度的形成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制度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等为基础的。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不断巩固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首先，马克思主义是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指引我们站在科学与时代的制高点上观察事物，给予我们透视事物本质的锐利眼光，为我们科学认识意识形态本质、动态把握意识形态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给予我们预测未来的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为我们冷静观察意识形态发展状况，及时研判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方法，这有助于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根基。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按照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9的思想，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也要用思想文化的力量去解决，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倾向，只有对其进行批判、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才能巩固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这是批判错误意识形态倾向最有力的手段。再次，马克思主义是引领社会不断进步的科学真理。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指标是人民幸福，是不断化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当前，虽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必然会影响社会发展，影响人民利益的保障。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为促进社会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提供保障。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理论及设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形成的理论指南。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制度建设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5]408“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4]155这说明制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且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进入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以制度的形式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其次是列宁的制度建设理论。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贡献卓著，他最早提出意识形态制度化的思想，认为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来统一工人、农民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也是“从列宁开始，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共产党人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最大法宝，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竞争的突出优势之一。”[6]当前，我国国内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威胁，迫切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以制度的形式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重要依据。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逐渐形成，这一科学理论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3“80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419-420这揭示出制度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说明当前我国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阶级性特征的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178 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与教育教化关系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教育、教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启示我们教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人们的思想基础，指导人们的行为实践。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想不可能天然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需要借教育、教化进行强化，而制度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是进行意识形态教化最好的手段。

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理论性生成

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形成的重要借鉴。这一根本制度是在总结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

（一）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是在反思汲取苏联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变化。首先，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使其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意识，为国家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列宁时期，苏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最早提出了意识形态制度化思想。列宁不仅高度重视对民众的思想教育，将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高度重视对舆论宣传领域的控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传工作体系， 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他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大力发展苏联教育事业，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将思想搞乱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赫鲁晓夫上台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扩大新闻出版自由、推行宽松的文化教育环境开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就逐渐下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开始动摇。到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完全丧失，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极大混乱，最终导致这个国家的瓦解。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宣布解体，其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巩固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是在总结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实践经验。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350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巩固其指导地位。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要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其次，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升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党的历届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接续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的理论升华，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再次，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注重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方式、注重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话语体系，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认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8]153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历史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实践性生成

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形成的重要支撑。这一根本制度是为了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多元社会思潮的侵蚀、复杂信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冲击。

（一）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是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因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对象，他们不遗余力地探索各种方式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凭借其经济发展优势，大力输出其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弱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话语优势、利用政治压迫、培植代理人等方式，大肆宣扬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输出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优势、利用文化交流等各种手段，传播其文化价值观，为其所谓的“普世价值”正名，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弱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他们这样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达到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指导地位的目的。因此，为了有效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着手，打造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竞争与防御体系、提升意识形态的竞争能力。这就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支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二）应对多元社会思潮的侵蚀

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传播是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现实因素。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开放程度的提高，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非理性的极端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迷惑人们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多元社会思潮的传播挤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产生怀疑。如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平民化、平等化的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借以各种隐蔽方式进行渗透传播，加大了辨识的难度，弱化了人们的警惕性，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多元社会思潮的传播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认同度，瓦解了人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诋毁领袖人物，丑化民族英雄，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迷离。与此同时，当前各种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思潮盛行，这些思潮具有较强的煽动性，打着“正义”之名，否定党和国家领导、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质疑党和国家政策法规的合法性，以此弱化一些思想不坚定的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导致他们对祖国和民族产生疏离感。因此，为了有效应对多元社会思潮和极端思想的侵蚀，要深入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科学把握其传播规律，建立长期有效的社会思潮引领机制。这就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三）应对网络复杂信息的挑战

互联网的复杂信息是当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媒体凭借其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方式便捷化、信息更新及时化、信息获取便捷化等特征吸引了大批网民用户，而这些新媒体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形成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新媒体平台中多元化、多样性的信息传播吸引了大量眼球，导致马克思主义传不开、没人听、没人看的现象仍然存在，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开放性、隐蔽性特征，网民获取信息具有高自由性、低约束性等特征，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各类信息，而不再单纯追随主流文化信息，导致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下降，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掌握的差异性与支配的不平等性，西方一些国家借以信息技术的优势在网上兜售西方文化价值观、传播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西化、分化、弱化马克思主义，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为了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夺取网络传播话语权，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中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不仅要提高网络传播能力，提升国内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竞争力，而且要加强互联网信息的监管和引导，积极引导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突出主流文化价值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完善制度保障，以制度的形式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制度是由一系列内在相关的规则或规范构成的系统，是行动规则、活动规范，是社会性的规则体系，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主要是用以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及社会关系。制度的形成以“需要”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形成，是为满足当前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需求；满足当前我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制度的形成以“实践”为中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关键是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相关学习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工程、健全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建设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制度的形成以“价值”为终点，这一根本制度的形成不仅为我国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关键保障，而且这一根本制度的定型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鲜活样板。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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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