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5日，《思想理论教育》刊发我校任晓伟副校长文章《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中对实现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制度设计》。
全文如下：
小康社会梦想始终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史上不断为之奋斗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在为小康社会梦想奋斗的过程中，推动完成了小康社会内涵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使小康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同时，通过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转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使小康社会梦想逐渐变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生动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也为中华民族向更高的社会发展目标迈进提供了崭新的起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制度设计
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发展梦想，即便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这一梦想也不曾被放弃，在精神上持续鼓舞着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和发展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进程中，接续推进实现小康社会梦想，推动完成了小康社会内涵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使小康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这一目标既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又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内涵。经过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小康社会的梦想逐步变成现实，并开辟出了制度和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中国道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一、“小康社会”概念的嬗变及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确立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始终用一个宏伟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来凝聚民族和人民，并使这一目标和理想具有高度的贯穿性，统率着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民族发展的具体目标和理想。小康社会理想就是这样一种贯穿500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目标和理想。
小康社会是用来描述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概念，反映出早期中华民族对安宁、富足、和谐的社会生活的追求。《诗经》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可以说是人们对小康社会追求和渴望的最早记载。儒家学说在形成过程中，把人们对小康社会的渴望理论化。在儒家典籍《礼记》记录的孔子和言偃（即子游）的谈话中，孔子是把大同和小康放在一起来论述的，反映了儒家学说在形成过程中对统一的社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及其关系的认识。根据孔子的论述，大同社会是反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状态，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小康社会则是反映“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一种社会状态，可以说是儒家的最低社会理想。由此来看，儒家的小康社会实质上是在以周礼为蓝本的礼仪规制下形成的一种社会发展状态，包含着对特定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规约，与大同一起构成了儒家社会历史观的核心概念。
汉代以来，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中主导性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和不断巩固，欲致大同必先小康的梦想一直支撑着中华民族对理想世界的想象，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在奋斗中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1]进入近代以后，重新思考和探索实现小康的社会道路，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期，康有为联系近代亘古未有之变局，认为：“礼运之势，乃当升平，未能至大同之道，然民得以少安。若失之，由祸乱繁兴，故次于大同，而为小康也。”（《礼运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小康社会的内涵逐步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并融入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孙中山在论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思想时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这意味着与小康关联在一起的大同概念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走向了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包括发展食、衣、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计划在内的六大蓝图，可以看作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小康社会的第一次全面规划，希望由此“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3]但由于思想上的缺陷和政治上的局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尽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提出了民生主义理论，描绘了发展实业的庞大建国计划，但没有也根本上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小康社会梦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把共产主义确立为长远理想的同时，提出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形成及其实践，标志着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踏上了探索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一条崭新道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凡事都是先有客观内容，然后才形成概念。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20世纪70年代前并没有直接使用过小康社会的概念，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为小康社会梦想奋斗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概念的形成是认识上一次巨大的飞跃，既标明了对历史斗争经验的认识升华，也是对未来斗争方向的规律性把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的小康目标起到了重大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作用。1979年12月，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此后，邓小平多次论述中国的小康社会目标，把小康社会作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基础上的人民生活状态。1982年4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三十年到五十年不行。”[5]自此，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获得了全新的内涵，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阶段性的目标建构。
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小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目标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指称和衡量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比如，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成绩时，党的十三大指出，这一期间我国“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还有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也有了改善”。[6]在党的十三大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中，小康被作为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即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后人民生活所达到的水平和状态。党的十五大开始把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整体发展目标，提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7]党的十六大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总体实现了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全新概念，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21世纪前20年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出这一目标实现后我们的国家必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2012年，党的十八大根据新的发展实际，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生态等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把人均居民收入作为标准，同时把发展的参照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所说的2000年调整为2010年，极大地提升了对小康社会建成质量的要求。
从《诗经》代表底层人民发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呼吁，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从儒家最早从民生疾苦的道德伦理角度论证小康概念，到这一概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事业中演变为现代化进程中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发展总体性概念，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变革和创新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百年历史进程中，这一历史变革和创新精神集中体现为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精神。
二、新民主主义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早期探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经把这种作用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8]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制度设计中，生动地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第一次制度设计是新民主主义制度。近代中国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形成、发展、激化和被克服的过程，“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9]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革命的同一性，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小康社会梦想的过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近代中国民族和国家出路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创新，从制度建构的层面科学解决了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型发展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建构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经济上建构起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态；在文化上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态。新民主主义制度既是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域的新社会实践的制度反映和制度巩固，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制度建构。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时代意义时指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10]新民主主义制度既体现着在探索民族解放进程中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必然性，又体现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束缚下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时代必然性。
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构为推进实现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一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推动深化了对小康社会内涵的认识，使小康社会这一中华民族的古老概念在融入中国共产党锻造的“新中国”概念后具有了全新的近代化的发展内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特征，科学揭示了新中国的全新发展内涵，完成了在近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条件下对小康社会内涵变迁的承接和发展。二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使小康社会的梦想第一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了高度的历史实践性。一方面，这体现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域中。在这些革命区域中，无论是苏维埃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是后来的解放区，新民主主义制度越来越成熟，成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制度形态。新民主主义制度保障了这些区域中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和人民生活，中华民族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体现在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发展的设想上。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小康社会梦想，必须发展工业，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从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转变。因此，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2]“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13]在这个意义上，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开辟了早期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全面开展，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整体性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近代100多年来政治腐败黑暗、经济百业凋敝、社会问题丛生的旧社会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中华民族的面貌出现历史性变化，塑造了中华民族新的国家形象和民族气质。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推进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第二次制度设计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也是更具深远意义的一次制度设计。
20世纪50年代，依据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快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制度转型。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4]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国营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得到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1955年，毛泽东信心满怀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们国家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15]20世纪50—70年代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中华民族为实现小康社会梦想奋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新的制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多个方面推进了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实践，也为改革开放后接续努力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
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和空前地团结了起来，锻造出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民族力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有机统一，在高度民族团结和凝聚基础上使中华民族以新型的政治共同体出现在了人类发展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国人民在不同条件下为实现小康社会梦想进行过艰辛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的反人民性和反民族性，中华民族又长期处于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宁之中，人民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即辛苦耕种三年希望有一年不饿肚子的生活，被人们作为小康社会的理想去追求而不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形成则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发展周期率，开始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也为在光复旧物、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实现小康社会梦想提供了全新的制度基础。
其次，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前瞻的眼光确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使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社会的梦想具有全新的物质生活基础，并在各个方面保障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在走出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快速发展。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6]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7]的伟大目标。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在工业生产方面，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工业固定资产总体比1952年增加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在农业生产方面，全国的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3亿多亩增加到1980年的6.7亿多亩，粮食产量1980年比1952年增加了近1倍。期间，尽管人口增加很快，1980年时达到了近10亿，但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满足了人民吃饭穿衣的基本需要。同时，这一时期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快速。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达到2.04亿人，比1952年增加了2.7倍。如果从1949年算起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近900万专门人才。科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烈性传染病的基本消灭、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提高，这些都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康社会的建设基础正在形成，[18]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
再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小康社会梦想过程中经受各种风险考验，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不断巩固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成就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小康社会梦想在一次次的盛世与乱世的循环中被激荡又被破灭，被破灭又被重新激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具备了走出“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的条件，也使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制度基础。尽管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一方面由于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出现了发展的曲折和挫折，但由于社会主义强大的制度存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具有的强大制度力量，党紧紧团结人民纠正了错误，走出了曲折，重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没有使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探索出现历史性的断裂，而是在认识和实践上实现了新的跃升，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上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推进，在中华民族的小康社会奋斗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既使小康社会的梦想具有了直接现实性的特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接续奋斗中领导实现中华民族小康社会的梦想提供了直接现实的出发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充分保障了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第三次制度设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最终实现小康社会梦想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本质同一性，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本质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践新的结合过程中，不断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具有越来越鲜明的民族特色、实践特色、文化特色和时代特色，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体系建构更加完善，形成了包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内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形成了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文化制度；在社会上，形成了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发展、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制度。此外，在生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国家结构、外交以及党和国家监督等方面也形成了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根越扎越深，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是中国制度长期以来内生演化、渐进改进的结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规划，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以及对中国制度建构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具有了更加深厚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实现小康社会梦想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至2019年的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超过16%，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17年的2.6万元；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巩固率达93.8%，高等教育正在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2018年已达48.1%；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76.7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出了4.2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减贫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减贫事业加快推进。中国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为30.2%。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20]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在快速推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社会政治高度稳定，既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为实现小康社会梦想奠定雄厚物质基础的经济发展奇迹，又创造出社会政治稳定、为实现小康社会梦想奠定长治久安的坚实政治基础的政治发展奇迹。站在中华民族小康社会梦想实践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成就标志着“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21]但是，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虽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当代中国在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发展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低收入群众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大，但就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目标而言，可以说，中华民族开始实现了5000多年发展史上的小康社会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历史视域中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义时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2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史上实现了几千年来一代代仁人志士无数次奋斗又无数次失败、千万亿人民无数次憧憬又无数次失望的小康社会梦想，使这一梦想第一次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变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政治持续稳定、富于精神文化创造和呈现强大道德价值引领的生动发展实践。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上的小康社会梦想之所在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依靠的是在对世界变革和时代的适应中科学设计中国的制度，推动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转变，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历史上来看，党对小康社会梦想实现的推进总是与对中国发展的制度探索和制度完善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在根本上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党领导的强大制度和体制力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必然的历史结果，也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形态奠定了崭新的起点。
参考文献：
[1][2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88，726.
[2]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 [Z].北京：中华书局，1982：83.
[3]孙中山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16.
[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
[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7.
[9][10][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1，675，663.
[12][1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14]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2.
[1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59.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44-746.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6.
[20]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J].求是，2020(11)；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3-07；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0-05-30.
[2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2.
学校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