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2021年1月15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14期刊发我院魏德平副教授文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研究》。

全文如下：

摘要：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研讨。解决张国焘问题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的发轫。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解决既清算了张国焘在土地革命史上所犯错误和罪行，也实现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意图。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对西北党史问题进行研讨，检验整风运动成效，进而推动整风运动继续发展。这次会议成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研讨土地革命时期党史“山头会”的范式。在各根据地党史问题研讨基础上，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将前期各根据地党史讨论成果升格为中共全党共识。通过这样的研讨，中共中央开启了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的新模式。

关键词：中共中央；延安整风运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

延安时期中共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结党史经验，破旧立新，确立新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党史主流叙述虽整体上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开展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对此有分量的学术研究却不多见。国内官方党史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其他相关回忆文章之中，但一般仅概括评价延安整风期间其亲身参加的“山头”党史座谈会内容，或仅对此类会议作简要述评，缺乏对其全面而宏观的考察。洪认清对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有专著研究，集中对毛泽东与延安史学的关系作了梳理，强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韩伟对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关于苏区历史回顾与探讨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通过对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中共各级干部纠正了教条主义，“左”、右倾错误思想，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认识，促进了中共党内团结，构成了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基础。但上述研究主要聚焦在延安整风期间，未能深入贯通研究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后至延安整风运动前这段时间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的讨论，也基本没有触及或者系统研究延安时期解决土地革命时期重大事件和重要会议。本文拟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党史研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主要事件：处理张国焘问题，召开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以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要线索，厘清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讨的缘起、主要阶段以及政治功效，延展学界既往研究，深入考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的历史脉络、主要特点以及历史启示等。

一、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的发轫：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错误以及危害作了深入批判，颁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问题作了政治定性和相应处理。张国焘脱离中共党组织后，中共中央随即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对张国焘历史作了全面梳理，清算了张国焘在土地革命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消除张国焘问题对中共党组织和军队的负面影响。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错误进行了集中清算和批判。张国焘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问题人物”：既在早期中共建党、建军以及创建根据地等方面做过一定工作，甚至较为重要的贡献，也曾因其错误领导和个人野心，给中共党组织和军队团结和统一造成过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经历了复杂的历程。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从长征期间张国焘挑起与中共中央的争端开始，直至 1938 年 4 月张国焘趁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之机脱离中共组织，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才最终结束。延安时期，张国焘在受到中共中央批判后，随即对其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个人历史进行了反省。1937年2月6日，张国焘被迫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但是，在《从现在来看过去》中，张国焘对自己土地革命时期个人历史作了积极辩护。他强调：“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显然，张国焘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期间自身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与当时中共中央有原则性分歧。1937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著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驳斥张国焘的自我辩护：“国焘同志在最近写的《从现在来看过去》一篇文章内，虽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将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深刻去检查。这样不能不使许多不明真象的同志不能了解，而有些过去犯过同他一样错误的同志不能改正，而许多了解他的错误的同志又不满意，在这里不得不将过去的争论加以叙述，给国焘同志错误的实质加以分析。”《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分13 个部分对张国焘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对张国焘历史问题作了政治定性：“国焘在鄂豫皖工作时，基本上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但在最后一个时期已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开始采取脱离群众的办法”；“在反对四次‘围剿’的问题上，没有积极的准备与群众的动员，而是‘左’的空谈”；“在退出苏区的问题上，没有慎重的态度，而轻易的放弃苏区”。“因为这些错误没有及时的纠正，因此在西征中及到达通南巴后，这些错误都更加发展起来，在通南巴从打败田颂尧后，就形成了一种路线的错误，到与一方面军会合时就发展到顶点”。“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 通过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的回顾及评判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初步政治定性。

“延安会议”是中共中央清算张国焘历史问题的关键性会议。1937 年3月23 日至31 日，中共中央 召 开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扩 大 会 议 （“ 延 安 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人员共 56人，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其中一项是集中解决张国焘题。“延安会议”从3月27日起开始集中批评张国焘错误。3 月 30 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3 月 3日，张闻天在会议报告中对张国焘历史问题作了总结：“国焘主义本身有个发生、发展以至破产的过程。最初鄂豫皖时期一般说是正确的，然而这时国焘错误已经开始，不过未敢明目张胆而已。通南巴便是他最后完全的形成路线上错误的时刻，那时虽然部队打了胜仗，但不能证明路线上的正确。第三时期是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期，这是张国焘路线形成为第二党的开始。第四时期是他取消‘中央’，成立西北局，这是国焘路线破产的开始。”“延安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总结讲话构成了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问题的基调和准则。

“延安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对张国焘问题进行定性处理。该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 （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 （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通过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个人历史和作为较为详细的回顾，明确将张国焘问题定性为“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在中共党内的具体表现。

当张国焘“脱党”后，中共中央随即迅速对其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进行了总结清算。1938年4月2日，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身份与国民党要员一起公祭黄帝陵，随后未经中共中央允许和同意，私自前往西安转抵武汉。4 月 17 日晚上，张国焘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等明确表态决心“脱党”。4 月 18 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对张国焘问题进行公开处理。决定强调：“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中共中央还专门对张国焘问题发表了解释说明性文件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4月19日，中共中央即颁布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对开除张国焘党籍作了详细说明。大纲分四个部分，在“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部分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清算：“张国焘是中央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因“在工作中表示积极，以图取得中央的信任。不久，即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开始时，尚能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但在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坚决拥护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沈泽民同志。这些事实均证明张国焘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从退出川陕苏区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因此，“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个人历史问题的总结清算，虽然存在仍然肯定“王明路线”某些结论的历史局限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共中央当时在政治上解决张国焘问题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

中共中央从张国焘历史问题，尤其是其在土地革命时期个人历史为切入点，系统总结张国焘“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明确将张国焘和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的中共党政军干部做出区分，比较稳妥地处理了张国焘问题。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进行的集中清算，开启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研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问题的序幕。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是中共党史上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事件。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先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该事件作了高度评价：“党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方法和步骤是很正确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对以后解决党内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具体历史清算的内容也可以发现，这种党史研讨不可避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即把张国焘执行“王明路线”的内容加以肯定。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认识的深度，以及解决党史问题的可能限度。这些历史局限随着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认识的深化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巩固也将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二、整风学习的考试：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

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认识的深入，中共中央逐渐开始从政治路线高度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进行研讨，进而推动延安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抓住解决西北党史问题为试点，开始检验整风运动的成效。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颁布 《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 （包括陕甘边和陕北） 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下文简称《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通过总结西北党史逐渐探索凝练总结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西北高干会成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研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山头会”的范式。

西北高干会对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党史争论问题作了集中研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西北高干会是西北党史，乃至中共党史上都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西北高干会是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 （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的简称，1942年10月19日开始至1943年 1 月 14 日结束，历时 88 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属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266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209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当时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是到延安来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因为会议延期召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个区域性的会议，规格之高和时间之长，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解决“陕北肃反”问题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正式颁布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处理的《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西北历史问题作了新总结。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开始集中精力研讨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是西北高干会召开的政治前提。1941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1941年 8、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在杨家岭开办了“党史学习研究班”，把在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代表中各省、地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起来 ， 学习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重要文献。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检讨了中共中央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 《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作了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开展“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 ， 以陈云为首。1942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讲话时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加以全面研讨和总结，将整风运动深入推进到全党各个层面。这也为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问题创造了条件。

西北高干会通过《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西北历史问题的核心“陕北肃反”作了新的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26日和11月30日，先后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陕北肃反”进行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对西北历史问题的再次集中处理，推翻了肯定“陕北肃反”的既有政治和组织结论，重新对肃反问题进行了政治定性，进一步追究了肃反领导人和参与者的个人责任。关于“陕北肃反”性质，《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发生的“陕北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对“陕北肃反”在政治上的重新定性为进一步解决肃反遗留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

《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重新分析和追究了“陕北肃反”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的个人责任问题。关于“陕北肃反”的责任问题，《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 （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一九三五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 （郭是一九三三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人马明芳〈即马明方——引者注〉，一九三四年七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而郭洪涛同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 （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 的共同认识。”“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翰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张国焘时代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鸿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因此，“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对“陕北肃反”主要领导人、参与者个人责任的分析和评价，为进一步厘清肃反个人责任提供了依据。《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了新的处理，进一步追究了“陕北肃反”主要当事人的个人责任。《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也高度肯定了“陕北肃反”受难者和受难幸存者的历史贡献和政治地位。《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强调：“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与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并且当遭受了诬害和逮捕，以及后来一个时期，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委托西北中央局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智郭洪涛所主持的‘ 肃 反 ’的错误 ，并审查 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通过对“陕北肃反”领导人、参与者个人责任的重新定性和处理，以及对肃反受难者、受难幸存者的高度肯定，彻底扭转了肃反受难幸存者在肃反后政治上受猜疑、组织上受排挤的尴尬处境。

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以“路线斗争”方式总结了西北地区中共早期革命斗争历史，树立起了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强调“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的危机局面。上述结论代表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参加会议的原陕甘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尤其是“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当时的基本共识。随后，中共中央召集了若干座谈会解决土地革命时期各主要根据地的历史问题。这些座谈会基本上就是以西北高干会为主要范式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进行研讨和总结，进而加强对延安整风运动必要性、重要性的思考和认识。

三、通过党史结论强化政治共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针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讨论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和纠偏，保证了土地革命时期各个主要“山头”党史研讨会能积极开展和推进。在各根据地历史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作了精心研究和反复修订，最终形成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作了全面总结，最终将前期党史讨论成果通过正式文献形式升格为中共的权威结论和基本共识。

在中共各根据地主要代表召开“山头会”时，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研究党史的基本原则。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在研讨土地革命时期党史时也出现了过分重视向错误路线领导人、执行者等追责的倾向。在西北高干会上，《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在长时期中不仅不愿承认自己错误，反而颠倒是非，互相订立所谓‘统一战线’，掩盖真实情况，千方百计，企图欺瞒中央，郭洪涛同志自己也承任他在七年之间欺骗了党十次之多。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之后，仍然继续那一贯的错误思想与行为。朱理治同志当中央到达下寺湾制止了‘肃反’，禁止再逮捕时，他还曾密令保卫局要拘捕四个同志。以后他在河南代理华中局书记时，继续执行了打击干部抬高自己的错误政策。近年任陕甘宁银行行长时期，又向政府和党闹独立性。郭洪涛同志在一九三六、七年任陕北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时，对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干部采取宗派主义的压制政策。以后他任山东分局书记时，对本地干部又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这种不正确的干部政策的结果，也促成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后来回到延安时，继续在干部中破坏高岗同志的威信，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企图造成干部相互间，地方与中央间，及中央内部的不团结。”在闽粤赣根据地党史座谈会上，原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湘赣苏区的“肃反”也备受当地干部指责和批判。邓发在湘赣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过程中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在当地干部和知情人中留下了非常强烈的负面影响。参加中共七大的湘赣苏区代表伍洪祥回忆：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闽粤赣边区党史座谈会上，“关于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大家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一致认为，这个问题与当时的中央提出‘肃反中心论’有直接的关系。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当时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的邓发同志。”“发言的同志指出，邓发同志的工作作风专断，对于肃反这样的大事，不同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及罗明、郭滴人等同志商量，而是轻信腐化堕落分子、裁判部长林一株的意见，主观臆断，捕风捉影，不作调查研究，用逼供信的办法弄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冤案，乱捕乱杀，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邓发同志到会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在会上要求他说个明白，那时候闽西究竟有没有社会民主党？凭什么根据要抓‘社会民主党’？同志们问一个问题，邓发就回答一个问题。”最后，邓发在会上就在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作了两次检查才勉强通过。

中共七大酝酿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征求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夫人刘英关于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意见时，刘英直言回答：“除了邓发之外，其他几位都可以列入正式名单。邓发在肃反中错误太大，影响不好。”应该说，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在“王明路线”影响下，中共中央曾犯过严重错误，如在党内厉行肃反，滥捕滥杀，遗留的问题相当严重。因此，遭受迫害的幸存者要求追究错误路线领导者、执行者个人责任有其客观原因，也属于正当主观诉求。但是，如果过分追究历史细节和具体责任，那么势必会背离毛泽东1941 年 9 月 10 日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的“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的整风初衷，也不利于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

针对上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了积极的纠偏和引导工作。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诸如土地革命时期领导人责任性质问题、中共“六大”评价问题、“上海临时中央”合法性问题、“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问题等。杨尚昆回忆：“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5月 21 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六次大会虽然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中共中央随即还郑重就“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的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为中共全党总结历史问题纲领性文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打下了理论和史实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通过党史结论强化政治共识的整风目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作了简要论断：“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 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的评述完全否定了“王明路线”政治合法性和组织合理性。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领导人政治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历史依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 线 完 全 对 立 的 。 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党。”“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倾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大的精力，集思广益，反复修订，因此是权威的中共纲领性文件。“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作为该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的胡乔木对此评价道：“经过前后近 4 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利用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成果的结晶，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研讨解决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分歧，突出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统一了中共全党思想，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中共中央开启了用党史讲政治的新模式，通过研究历史问题，尤其是研讨党史上重要问题得失，进而影响现实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和确立。首先，这一做法就其当时的最大历史功绩而言，在于让全党最终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显著功绩，为其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强调：“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其次，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开启了中共党内通过党史研究为主要突破点，以党史讲政治进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范式。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倡导研究和学习 《六大以来》 等中共土地革命时期重要文献，使许多犯过错误，没有认识到错误并仍然坚持错误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极大推动了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第三，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较好处理了党史遗留问题，统一了党内思想。中共中央通过组织党史讨论，基本平息了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厘清了中共党史上存在争议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对其作了政治定性和相应的组织处理。这些措施对中共全党从思想层面统一认识，形成合力有重大的基础性作用。最后，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为中共党史研究带来了有利条件。这些讨论的积极成效促使中共形成了重视党史资料保存和研究的传统，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党史文献资料和遗迹遗物可供当代党史研究使用。同时，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逐渐使中共党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

当然，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其根本是服务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变化将不可避免触及对党史上一些已有结论的重新定性。因此，如何处理党史史实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就成为这一模式难以避免的矛盾之处。胡乔木回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 《决议》 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 《决议》 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很少提到。”延安时期以这种方式解决其他中共党史争论问题的结论和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系密切，也可能存在这样的历史局限，尤其是受现实政治影响对当事人评价可能存在有失偏颇之处。这极容易造成相关历史结论的反复修订和持续争论。如文中提到的西北高干会，会议相关结论对高岗评价就存在超越历史实际，甚至有刻意拔高的局限，而对他的缺点及错误则未被提及甚至有意避讳。对因“陕北肃反”问题受到处分的某些主要人物则作了相对于错误本身有些失实的负面评价。因此，中共中央主持通过的 《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未能彻底平息争论，一些重要分歧依然存在。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自1941年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肃反’问题的《决定》（即《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引者注），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由于上述原因，随着高岗在政治上的浮沉，关于他的历史问题又有了新的解释和评价，甚至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决议本身，也成为党史新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此外，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开创的以党史讲政治模式，在党史研究中产生深远影响。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党史研讨本身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被提出来的，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以现实需要裁剪历史的局限。加之这种探讨也存在话语权不对等的问题，当时一些表面上已经平息的有争议的党史问题，其实仍然存在分歧和争论。在其后很长一个时期，一些在延安时期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地位变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定性处理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结论也受到质疑和修改，有的问题甚至成为“禁区”。这也对党史研究造成了阻碍。

作者简介：魏德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